■楊劍鋒

    為紅軍作翻譯

    甘孜藏區(qū)是藏族聚居地區(qū)，藏族占居住人口的90％以上。藏文和藏語是當地的通用文字和語言。只有少數人懂漢文和漢語。紅軍進入甘孜藏區(qū)，語言不通成為一大障礙。所以，紅軍部隊到康北后，每到一個地方，首先是要找翻譯。翻譯在甘孜藏區(qū)稱為“通司”，即能懂漢、藏語的人。在甘孜藏區(qū)，曾為紅軍擔任過通司的人難以數計，其中有不少人為革命獻出了生命。

    紅軍進占爐霍圍攻壽靈寺時，紅三十軍從丹巴帶來的兩個通司，為爭取壽靈寺停止抵抗，毅然進入寺內，宣傳紅軍主張，勸說壽靈寺與紅軍合作，結果被壽靈寺反動喇嘛殺害。巴塘縣中咱的喇嘛拉波，在當地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，當紅二軍團與中咱仁波喇嘛寺發(fā)生武裝沖突時，拉波在和賀龍談話后，用藏文給仁波寺寫了一封信，曉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陳說利害，終于使仁波寺同意與紅軍合作。拉波一直留在紅二軍團為賀龍等同志當通司，直到紅軍到達甘孜縣后，拉波方才告別紅軍返回巴塘，途中在理塘縣被毛埡土司殺害。紅四軍初到新龍時，縣城里有一個斷了腿的藏民叫布阿，懂漢語。紅軍就請他當通司。戰(zhàn)士們輪流背著他上山向逃亡的群眾喊話宣傳，使許多群眾消除了對紅軍的疑懼，并與紅軍合作。陳錫聯回憶說：“我們那個師（紅四軍十一師），有一個通司，經常帶著。他是瞻化人，還帶著老婆孩子，三人騎著兩匹馬，給我們帶路、當翻譯，跟著過草地，又到上、下包座”。道孚縣甲斯孔的藏民仁孜公布說：“我和爺爺都給紅軍翻話帶路，紅軍向我爺爺阿潘學藏語、藏文，我爺爺教了他們很多?！奔t軍為了使宣傳工作更加深入人心，還將一批標語、口號請人譯成藏文張貼。解放后還發(fā)現有紅軍的藏文標語、口號。道孚波巴政府和甘孜中央波巴政府的宣言，當時也是用藏文發(fā)布的。

    為紅軍當向導。甘孜藏區(qū)地處偏僻，境內多崇山峻嶺、深溝峽谷、河流縱橫，有許多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和一望無際的草地沼澤，道路崎嶇難行。有如此復雜的地形地貌，而當時卻無一張較為準確的地圖。紅軍在甘孜藏區(qū)，每遇行軍作戰(zhàn)，幾乎都要靠當地群眾提供向導幫助。

    紅一方面軍北上經過瀘定時，瀘定縣磨西鎮(zhèn)的姜威成、興隆鄉(xiāng)的辜賢富、劉廷富等為紅軍帶路到天全。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，康定市魚通瓜達溝貧苦農民袁海清，積極為紅軍帶路，當時的國民黨康定縣長周文藻在呈文中稱：“袁海清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紅軍到達麥笨村后，他為紅軍當向導到昂州一帶工作，并給紅軍帶路走別道包圍防守麥笨一帶之川康軍以至失敗……”。

    紅軍西進康北時，道孚縣城關群眾張德喜、周金安等人為紅軍帶路，對此，國民黨政府檔案中有如下記載；“民國二十五年，紅軍竄擾陷本縣城鄉(xiāng)時間，原有本城奸民張德喜、周金安、呂告化三名，構和作奸，背義附逆，引匪軍搶占碉堡，揚聲詐稱本縣團隊。寺院中計未防，失事死僧丁眾多，因至寺院城街失陷……”。僅在道孚縣，據不完全統計，給紅軍作長期向導的就有近50人，其中城關鄉(xiāng)的牙果、絡絨次勒、彭開明，麻孜鄉(xiāng)的單戈大吉、青云海、瓦日鄉(xiāng)的亞馬俄布，孔色鄉(xiāng)的沖翁勒等28人為紅軍帶路到了阿壩，回鄉(xiāng)途中，有15人被反動武裝殺害。亞卓鄉(xiāng)有馬占云等19人給紅軍帶路北上，后全部被封建主殺害。紅軍向甘孜縣進軍時，爐霍縣的進步上層人士益西多吉派其妻兄曲吾太、格聰活佛的總管羅絨多吉等人隨紅軍行動。一方面給紅軍帶路，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的影響做沿途土司、頭人、喇嘛寺的工作。由于他們的努力，紅軍沿途都受到歡迎，順利到達甘孜縣。紅軍北上離開爐霍縣時，覺日寺的扎日活佛派了芝里?甲巴仁青、青尼格兩個親信喇嘛為紅軍帶路，還有13個人為紅軍帶路離開了爐霍，有的犧牲了，有的參加了紅軍。紅軍北上時，甘孜縣有100多名通司、向導為紅軍帶路到東谷、色達、阿壩等地，還有一些一直到了甘肅省。

    給紅軍帶路的群眾，在紅軍走后，許多人遭到國民黨和反動勢力的迫害和殺戮。如兩位給紅軍帶路的理塘寺（長青春科爾寺）喇嘛以及巴塘的拉波均被毛埡土司所殺害、新龍的袁炳富、王均良被國民黨以“通赤匪”罪將二人槍殺于縣城橋下的沙灘、康定縣魚通區(qū)的袁海清被捕后英勇就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