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楊劍鋒

   最終紅二、四方面軍北上戰(zhàn)略目標定為甘南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而非甘肅的夏河、臨洮地區(qū)有多方面的重要原因。

   客觀原因是兩廣出師抗日（即兩廣事變又稱“六一事變”， 兩廣地方實力派1931年以來即處于獨立、半獨立狀態(tài)，與南京中央政權相對峙。蔣一直處心積慮要消滅兩廣的割據(jù)勢力。1936年6月1日，廣東軍閥陳濟棠與新桂系聯(lián)合舉兵反對蔣介石。2日，兩廣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，以陳濟棠為委員長兼總司令、李宗仁為副總司令，進兵湖南。蔣一面調(diào)集軍隊入湖南防御，一方面收買陳濟棠的部屬。7月，粵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飛機70余架叛陳投蔣，接著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也通電擁護南京政權，就任蔣委任的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職。陳濟棠不戰(zhàn)自敗，7月18日通電下野赴港。蔣解決了廣東陳濟棠后，便轉(zhuǎn)而對付廣西，數(shù)十萬大軍從廣東、湖南、貴州、云南四面包圍廣西。廣西也征集上10萬軍隊把守邊關，擺出決斗架勢。后來在調(diào)停下，雙方妥協(xié)，南京答應白崇禧、李宗仁提出的“確定抗日計劃”等條件。9月中旬，蔣介石、李宗仁在廣州會晤，言歸于好，廣西問題遂和平解決，從而結束了兩廣與南京蔣氏政權對峙的狀態(tài)）所引起的時局變化。在西北地區(qū)，蔣介石令原防守甘南的胡宗南率部進入湖南后，守敵王均、毛炳文勢孤，在西南地區(qū)，由于范石生、陳渠珍及王家烈舊部響應兩廣，且中共川南特委領導的川滇黔邊游擊隊與原紅二、六軍團在籌建黔（西）大（定）畢（節(jié)）革命根據(jù)地時所建抗日救國軍第三支隊會師后，更名川滇黔抗日先遣軍活躍于云、貴、川結合部，聲勢浩大。蔣介石行轅參謀團驚呼“黔省土匪復熾”，急令原在雅安、康定“圍剿”二、四方面軍的薛岳率部進入貴州，李抱冰率部離康至雅安待命，令沿金沙江南岸封鎖二、四方面軍的樊嵩甫、郭汝棟、李覺、劉建緒趕赴滇黔邊之盤縣待命。蔣介石調(diào)走“圍剿”部隊，這就大大減輕了紅軍北上甘南時前方與后方可能出現(xiàn)的敵軍壓力，構成了紅軍北上甘南的客觀有利條件。

   從主觀條件看，張國燾于6月6日正式撤銷以他為代表的第二“中央”后，在行動上不可能不受中共中央制約。6月19日，中共中央致電朱德、張國燾、任弼時指出，時局形勢已起重大變化，這是中國革命走上了一個新階段，黨的任務是使抗日反蔣的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進到高度具體化。關于二、四方面軍的部署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、洮地域。中共中央這一電報，全面闡述了西北政治，軍事形勢，是對張國燾6月10日電示北上夏、洮西北部戰(zhàn)略方針的明確回答。

   據(jù)徐向前回憶：總部討論了中央這一電示后，又改變了北出方向，決定乘虛出岷州地區(qū)，橫掃王均、毛炳文部，向甘東南發(fā)展，并請一方面軍向天水方向活動，進行策應，最后確定了北上甘南的戰(zhàn)略方針。6月28日，張國燾、陳昌浩、李卓然在《四方面軍二次北上政治命令》中正式宣布：“黨目前戰(zhàn)略方針是在創(chuàng)造西北廣大與鞏固抗日根據(jù)地任務之下，主力紅軍首先向松潘、甘南行動，消滅該地區(qū)之敵王均、毛炳文等部，進而與一方面軍呼應，橫掃而東援，應兩廣堅決抗日擴大與加深民族革命戰(zhàn)爭，爭取全中國人民蘇維埃的勝利?！比P接受了中共中央6月19日關于二、四方面軍北上戰(zhàn)略方針的電示。

   至7月下旬，北上紅軍先后離開西康境域，經(jīng)過艱苦行軍，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，逐漸聚集于川西北與甘南結合部地帶。10月8日，四方面軍的四軍十師在會寧青江驛、靜寧界石鋪與一方面軍一軍團一師勝利會師。18日，二方面軍的六軍在會寧老君鋪同一方面軍一軍團二師五團勝利會師。一方面軍先后與二、四方面軍在會寧地區(qū)勝利會師，宣告蔣介石餓、困二、四方面軍于雪山草地間這一圖謀的徹底失敗。從此，三大主力紅軍在中共中央統(tǒng)一領導下，在中國革命史上，又創(chuàng)造出了一個個更為波瀾壯闊的光輝業(yè)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