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賀紹俊

    我欣賞阿來《瞻對》的敘述，而且我正是要從他的敘述入手，來證明這部作品的發(fā)表和出版不是一件小事，因為它促使我們再一次認真思考紀實文學的文體問題。

    非虛構是這幾年流行起來的說法，其實就是應對著紀實文學。但為什么放著我們早已習慣了的紀實文學不用，非要用一個非虛構呢？難道僅僅是喜新厭舊嗎？我以為不完全是，這里也許還包含著人們對紀實文學現(xiàn)狀的不滿。紀實文學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紀實，很多紀實文學作品寫得像小說，很多紀實文學作家以小說筆法來寫紀實文學。所以人們要提倡“非虛構”這個概念。這個概念在提醒紀實文學作家，紀實文學的根本原則就是非虛構，非虛構也就是不虛構。一旦虛構，你就把紀實文學寫成了小說。非虛構是套在紀實文學作家頭上的緊箍咒。但很多紀實文學作家不愿意戴上這個緊箍咒。他們的理由很充分，紀實文學可以合理想象，中國的史著就有這樣的傳統(tǒng)，他們舉出司馬遷寫《史記》作為最有力的例子。《史記》開創(chuàng)了中國的歷史敘述傳統(tǒng)，我們的紀實文學也大大發(fā)揚了這一傳統(tǒng)，從而使紀實文學的敘述空間更加開闊。但《史記》的傳統(tǒng)也包含著壞的因素，我們在繼承時卻不加辨識，甚至還將其當成祖?zhèn)鞯膶毼铮@就帶來了紀實文學根除不了的惡果，即對虛構的容忍和縱容。我們決不應該以《史記》里有什么我們就可以有什么作為允許虛構在紀實文學中存在的理由。因為今天和古代的文化環(huán)境迥異，古代的歷史觀、世界觀特別是對歷史的界定，與今天的現(xiàn)代歷史觀有很大的區(qū)別。古代，特別是先秦及兩漢時期，在人們的觀念中，真實的事實和傳說、神話往往都被混在一起，并不作嚴格的區(qū)分。我以為，《史記》中那些生動的歷史細節(jié)，并不完全是司馬遷憑空面壁虛構出來的，多半是口口相傳的傳說，司馬遷廣泛采擷到這些傳說，并作為信史寫進了《史記》，我甚至愿意把司馬遷視為一位善于開展田野調(diào)查的學者。因此今天的作家，有資訊如此發(fā)達的條件，就不應該以司馬遷為借口，為自己在紀實文學寫作中的投機取巧辯護。紀實文學界在不斷地討論要不要想象，如何區(qū)分想象與虛構的界限，討論來討論去也解決不了紀實文學失真的問題。因為說到底，這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。同時也是一個涉及紀實文學本質的倫理問題。也就是說，紀實文學作家應該把拒絕虛構作為寫作的倫理標準。所以對于紀實文學中的虛構，或者說紀實文學中的小說筆法，我們應該采取零容忍，應該進行一票否決。

    難道零容忍、一票否決，就不能寫出好看的紀實文學了嗎？阿來通過這部作品響亮地回答道：能！我以為這就是阿來這部作品的意義所在。

    作品是以一個川屬藏民的居住地瞻對在近200年間的變遷為主要內(nèi)容，充滿了傳奇性，阿來是一個出色的小說家，他寫的這個題材又太有想象的余地了。但阿來并沒有因其傳奇性就濫用小說的敘述，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小說思維，完全依靠著史料以及民間采訪到的歷史傳說，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歷史線索，他的敘述條分縷析，引人入勝。比如作品一開始從1744年發(fā)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樁搶劫案說起，正是這樁搶劫案引發(fā)了后來不間斷的戰(zhàn)爭。他極其清晰地呈現(xiàn)出戰(zhàn)爭的起承轉合，跌宕起伏，但他做到這一點根本就沒有靠虛構，他不寫乾隆皇帝如何龍顏大怒，也不寫瞻對土司班滾如何負隅頑抗，而是依憑著皇帝圣旨和官員奏折之間的往來，把這場戰(zhàn)爭講解得頭頭是道。而且，沒有那種所謂的合理想象，阿來的敘述同樣能夠傳達出人物的神采，這同樣也是靠他對史料的重新組織及評析。如寫趙爾豐，他甚至還說：“我一直想知道趙爾豐是個什么樣的形象，但存世的文字中卻很少有他形象的直接描述”。阿來并沒有因為史料的缺乏就去“合理想象”一個趙爾豐的形象，而是將有限的史料綜合起來，細加分析。如有則材料說他在戰(zhàn)事最為緊張危急時，頭發(fā)一夜之間全數(shù)變白了，凸顯了一個效忠盡責的老臣形象。如有則材料說他朔風凜冽時“戎裝坐馬上”，阿來又查閱史料知道此時的趙爾豐已60多歲，便說“矯健如此，其形象躍然紙上”。趙爾豐臨刑前留下了一張照片，可惜這張照片模糊不清，阿來也沒有以妙筆生花的方式來“還原”趙爾豐當時的神情，只是說從這張模糊不清的照片中“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驚恐，卻顯出無奈與蒼涼”。

    我在這里強調(diào)阿來的敘述是地道的非虛構敘述，而且證明非虛構敘述同樣可以寫得引人入勝。這首先當然是一個技巧問題。阿來的文學功底，特別是他對于故事深層結構的謀劃，顯然是他敘述成功的關鍵。這也說明紀實文學的文學性是多方面的，但就是與虛構無關。最后，要說說的是，敘述最終是為思想服務的。紀實文學的靈魂還在作家的思想。一部書寫歷史的紀實作品，重要的還不在于重現(xiàn)歷史，而在于重新認識歷史。就像阿來為什么要寫兩百年來一個川屬藏民居住地的變遷，是因為他要破除“過去讀二手書被灌輸?shù)腻e誤印象”。他對歷史的重新認識，不僅值得我們深思，而且很有現(xiàn)實感。如他從瞻對傳奇中“看中國歷史，于國計民生都有利的改革，總是不能在最容易實行時進行”，為什么？他得出結論：“原因無非是官僚機構的怠惰，和利益集團的反對”。這簡直就不像在說歷史。特別是他關于文化之化的思考，在中國這樣一個“多民族的共和”的背景下如何去處理文明與野蠻的沖突，都是這部作品的魂。古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認為治史需要史才、史學和史識三長。阿來的這部作品是三長齊備，從他的敘述看出他的史才，從詳細史料的運用自如看出他的史學，而他對歷史獨到和清醒的認識看出他的史識。